广交会上的一个失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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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
在广州琶洲站地铁口，一条1米宽的红毯在地面上铺展开来，上面有荧光绿的箭头，指向前方200米的家居展。红毯两边立着巨大的一面人墙，年轻人们穿着统一的白T恤，举着招揽人群的广告牌。汩汩人潮被动地流入这道人墙，但很快开始分叉，走向不同方向。从人墙中流出来了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红毯的反方向——名气更大的“建筑装饰博览会”。
这是疫情以来广交会举办的第一个线下展会。7月8日到7月11日，有将近2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最开始两天，光是进入展会，就需要走路排队近30分钟。不过，今年的参展商大大缩水，只来了1000多家，展览中心集中在B区，都没塞满。要放在往常，从早到晚，广交会的ABC三个展区都会水泄不通。
对着地铁口开了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娘摇了摇头——她已经在这店铺里枯坐半年了，今年此前所有的展会，全是在线上举行。因此，在线下开展第一天，她6点就来到了店铺，烧了10瓶热水，以备有顾客要泡泡面。她原以为这会是鸡飞狗跳的一天，所以提前雇我来帮工。但到中午12点，热水壶只空了2个。店门口垒到天花板的箱装水，高度几乎毫无变化。
“生意大不如前，店租都交不起了。”老板娘叹了一句。但这对于刚刚“云毕业”的我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兼职，比起外面举着牌子暴晒一天的“人墙宣传工”和老冰棍小贩，我起码有瓦遮头，有扇送风。工资一天180元，不光是他们的两倍，还有冰水任喝。
我被老板娘分配在角落卖杂货、泡面以及一些易携带的速食。人们神色匆匆，大多成群结队而来。忙起来时，我也有些晕头转向。但我记价格、物品位置记得快，手脚勤快，开朗话多，老板娘对我还算满意。
中午2点，熬过了饭点，人流稍微少了一些。店铺进来一个个子不高、敦实的男人，他穿着橄榄绿的暗色上衣，汗流浃背，想要买水。
我取来水，“3元”。他掏出两部手机，来回扫码，无奈人太多，网络延迟了很久。他又要了一包纸巾，擦拭几乎完全汗湿了衣领的脖子和脸庞。
等他手机反应的期间，老板娘问了一句：“老板来看展呢？第一次来？”
“对，来看展。”他说话不紧不慢，“我来这个展10年了。”
“今年生意不好做吧？”
“太难了。”他干笑了两声，“我的生意缩减了九成。”
老板娘有些同情地点点头：“唉，今年，大家都不好过。我光烟就在家里囤了十几箱了。”
我问他：“这展你觉得怎么样？”
“展厅缩小，展品减少，展商也少。以往展品很多元也很丰富，今年连以往的一些钉子户展商也没有来。”他有些失落，“我这个品类的市场份额被瓜分严重，现在厂家都大多靠电商、直播来直销。连传统的吊顶都开始做定制了，但像定制这样的东西在展会上基本上没看见。”说着说着，他笑容消失了，“业务越来越难开拓了。”
他一连串专业、沉着的解读，给了我们一点奇异感。看他矮壮黝黑的身板，朴素的打扮，不太像一个生意人，倒有些像是布置展会的工头。见他手机的网络似乎比一般人的状况还要差，老板娘便招呼他在店铺角落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了。
他一边找信号，一边自我介绍，他叫文伟，85年生，江苏人。他身上有一种礼貌和大度，是属于商人的，但那份平和近人，又像是属于工人的。
他问老板娘：“你就是广州的？”
老板娘摇摇头：“广东客家的。”
他笑了：“我也曾经在广东漂泊过7年。”
两个人对各自省份的消费水平和工作机会的情况寒暄了一阵后，嘀嗒一声，老板娘收到款了。文伟晃了晃手机，正要起步离开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平和的脸一瞬间凝重阴郁起来，零零星星只听到几句：“去医院了吗？”“骨头伤着了吗？”“好，先带他去赶紧缝起来。”
他返回来请求坐下，并且用手机飞速处理起事情来。他说，在家乡的大哥在使用卷布机时把手绞进去了，骨头全断了，伤口勉强还沾着皮。“生活总是坏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他叹了一口长气。
在最初的慌张过后，他又恢复了波澜不惊，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能接回去，只不过恢复不了原来的灵活度，以后可能也没法正常工作了。”
老板娘问：“你大哥是做什么的？”
“在家里种地的。”
“哎呀，这可麻烦了。”
他苦笑，像听见什么好笑的事一样：“没事，家里一直靠我。”
听完这个意外，我倒吸一口气。他看我这样子，回忆道：“我2003年在东莞的小工厂，无名指也这样被整个削断了，小拇指骨折。”
我忍不住看了看他正安然举着手机的手。他的手指短粗有力，确实有一处不大显眼的残缺。“这……赔偿了多少钱？”我好奇。
“哎呀，妹妹，那会儿的打工仔是没有人管的。管了吃住和医药费，他还要怪你耽误了工作进度。”他失笑，口吻像是在说一个过去了很久的无关紧要的事。
这样一耽误，入场已经停止了，但距离闭馆还有好一段时间。文伟只好在外面等着另外两个女员工出来。在闷热的小板房，老板娘打趣我，年龄不小了，该抓点紧找人结婚了。我摆摆手，脸色不好看——过年到现在，已经被身边人催婚到麻木了。文伟听了，却说：“缘分这个事情慢慢来，结婚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老板娘笑了。他诚恳地看着我：“自己喜欢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人生嘛，有很多种活法”。
在时稀时挤的人流中，他跟我们说起了自己的人生和那盘仍在苟延残喘的生意。
2
2020年，文伟的女儿满13岁，正好跟他辍学打工的年纪一样。他感到惊心，不敢想象女儿的心境和状态——她显然还是个孩子，平时还会撒娇。但13岁时的文伟，早就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
1998年，因为家里贫穷，无人管教，加上自己无心学习，个头不到1米5的他，已经烧过红砖、摘过枸杞叶、进过罐头厂。在工地搬运搭脚手架的钢管，一条钢管6米长，重三四十斤，扛上肩，他的世界变得摇摇晃晃。
工人间有一个口号，叫做“吃三睡五干十六”——比现在的996还要辛苦。他和大人干着一样的粗重活，拿一样的钱——每天12元。后来因为一包假饼干，他食物中毒，一天流了七八次鼻血，床都濡湿了。工头害怕出事，二话不说就给他撵走了。
来来去去的打工经历，一样悲惨、辛苦。在上有管理层严苛的压迫，在厂与厂、活儿与活儿、城与城之间，还充满了卑鄙的专门对农民工下手的骗局。他上过不少当，电话卡、车票、传销，每一次都要丢掉半个月或更多的工资。青少年时期因为吃不饱，过度劳作，他的血压低过90，常常站不稳，勉强长到1米6后，再也没有长过个子。
千禧年后，文伟来了广东。那7年里，文伟学过修车，进过鞋厂、家具厂。熬到2007年，他凭着好技术被客家地区一家小厂的老板挖去做了车间主任。老板在他一人之上，器重他，一个月工资给3000块钱。他有了自己的小灶，外出厂里还有配车，只要厂不倒闭，未来似乎终于可以稳当下来。
这年年底，女儿在老家出生了，文伟与女友奉子成婚。孩子的忽然到来，改变了他原本平淡打工、漂泊异地、一眼看得到头的未来。他想离家近一些，陪着孩子长大，于是辞了职，决心回老家。
最开始，他去了苏州——在广东学的那一套在这里用不上，“像个二傻子一样”徘徊了十多天，没找到工作。2008年，他从亲戚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学开塔吊机的机会，但学徒时期没有收入，妻子劝他别去，家里没钱了。他斟酌再三，还是去了，“人可能要舍弃一些眼前可以看见的利益，才可以选择更好的未来”。
文伟放下了自己做过主任的身段，重新从学徒开始。汶川大地震时，文伟辛苦忙活了一天，回到宿舍碰也不敢碰电视机，妻离子散、阴阳两隔的新闻太多了。学徒期结束的第一个月，文伟得了第一份月薪，500元，全捐了出去。连饭钱都紧紧缩缩地苦熬了大半年后，文伟终于可以自己带徒弟了。有了学徒，有了人，他开始单干、做承包。做了两年包工头，文伟赚到了第一桶金，将近20万元。
这笔钱加上贷款的20多万元，2010年，文伟投资了二哥开了个头、但无以为继的定制家具店，25岁的他也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回到了家乡。
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品质好、值得长期合作的家具品牌，做其当地的经销商。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品牌，厂址远在成都，他显得有些犹豫。于是，朋友推荐文伟去参加广交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它们家具成品的展览”。
10年前，正是建材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全国性的建材博览会不多，高铁还没普及，规模最大的就是广东地区的广交会。广交会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家具或建材的最新样式、潮流风向，还有行业新动态和各式交流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
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文伟，像一个“小白”，被众多的品牌和样式开了眼界。他在人山人海的展览现场，一家一家地考察和比对后，如愿且谨慎地签下了一家家具品牌的合作，并从那时开始，一直合作到现在。这个品牌没有选错，多年来他都心存感激。
后面的10年，文伟没有缺席过一次广交会。在他心里，这类博览会代表的是机会和未来。
参加广交会的头几年，文伟也成了一个手提牛皮公文包、与同行互留名片的观展男人，在会场上偶尔会与搭展工人擦肩而过。他想起在东莞打工时，自己也曾多次散步走进过这样的博览会，图个好玩和开眼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被参展商服务的人。
人生中第一次，他开始期待未来的生活。
3
2013年，生意暂时有起色的文伟付完首付，在老家供下第一套房子和第一辆车子。一家人住进了商品房，妻子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也管着店里的杂务。次年，文伟与合伙人一同向银行贷款了80多万开了第二家家具分店，同样是主营家具定制。
尽管文伟表面风光了不少，但债务一直没有清零。每个月的支出加上房贷、车贷，他就要还8万。创业对他来说，“困难太多了，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困难。生意像一个风车一样，需要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除了生意上的脚步不能停，家庭环境的复杂也加剧了文伟生活的困难。有了钱，也就有了更多的责任，他从最小的儿子，变成了这个脆弱家庭的顶梁柱、法官和大大小小事情的决策人。在生意场斡旋习来的情商和处理能力，在简单繁琐的家庭关系里，却变得消极和无能。
大哥一直留在家里务农，跟大嫂一样，总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已经离不开那片田地；二哥一辈子吊儿郎当，中年离了婚，没车也没房，大多情况下靠文伟接济过日；基本算是文伟一手带大的妹妹，在2010年意外怀孕后，患上了需要终生治疗的1型糖尿病，文伟承担起了其所有的治疗费用；母亲则一辈子穷惯了，小气难缠，有些专横独断，常常给他要气出血病来，婆媳关系一直不好，好几次，他都看见妻子一边洗衣服一边哭。
文伟渴望在自己的小家里得到安宁，却求不得。一则文伟对自己家人的接济，让妻子一直很有意见；再则，妻子和他结婚时年龄也才20岁出头，还是孩子心态，性情懒散，也不会做饭，平日连孩子也是文伟看顾得多。文伟当时想，原来赚到了钱，生活的问题并不会减少，但又转而一想：“也许只是钱还赚得不够多？”于是他对自己生意更加上心。
小城的生活是安逸的，但生意的流水一直不上不下。从2015年开始，城里的家具店多了起来，文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同一时间，随着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买房子来供自己住的人口在下降，搞装修和置家具时人们大多挑选最基础和最便宜的，文伟和同行们都意识到了，对目标客户群体大多为小康人群的家具店而言，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那些年，文伟日夜像个不会停歇的陀螺一样围着生活转。生意之外，一直住在文伟家里帮着他妻子带孩子的妹妹陷入了严重抑郁，加上糖尿病的病情，文伟不得不频繁出没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从此染上了医院的阴郁气息；二哥冷不丁地谈了个年轻女友，不光将给前妻的抚养费停了，还时常让文伟为他与女友幽会的交通、住宿费买单，文伟还不得不代替二哥，时常飞去侄子的城市看望，不让侄子感觉到被父亲这边的家庭所遗弃；女儿上的私立小学，一年光学费就要2万多，还报了不少名师的补课班，花费居高不下——这样一来，真正能存下的钱并没想象的多，妻子常问他：“你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为此两人的争执越来越多，体己话越来越少，关系也越发冷淡。
2017年，国家出台《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新建住宅全装修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各地政策不一，江苏省出台政策，要求到2020年一半以上新房以成品房交付。这的确是建筑行业的革新，也有利于生态环境，杜绝资源浪费。但作为建材行业的个体商户的文伟，已经预料自己的生意在未来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那段时间，文伟在广交会上听了一场建材行业的网络电商经营模式的分享会，惊觉传统模式无疑将被淘汰，而电商这种全新玩法他完全不得要领，身边也没有人才来开拓，更没有余钱去探索。
再三考虑后，2019年年初，文伟决定从利润少的低端市场进军利润有保障的高端市场，决心升级店铺的档次，打造好口碑和好服务，为更多相对富裕的客户群体服务。
这年8月，他在一个好地段的商场盘下了一个新店面，因为资金紧缺，还没来得及好好装修。他盘算着，年末资金一回流，就把这个代表未来的店铺好好装修一下，好大干一场。
4
准备2020年大干一场的文伟，在疫情面前，只能缴械投降——像是水断流了，跟客户和重要人物的关系，因为没有走动，静止了。客户被疫情冲刷走了，说好的成交单没了下文。一年租金60万，整个堆满货物的厂房静悄悄。20多个员工无班可上，工资还是照给。
出于疫情平稳后再赚钱的野心，也因为闲得慌、客流量零星，文伟觉得这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好时机。3月份，文伟用了30万元来装修了年前盘下的面对高端市场的店铺。后来证明，这个决策让他之后手上可以周转的资金少了一大半。
平静下好似无事发生，但工厂的数据说明了一切：此前店铺一个月的成交额在100到300万间，疫情这几个月，最好的成绩是一个月成交了将近20万。
这场战役还在拉长战线，他并不特殊，挫败和绝望蔓延覆盖了他整个做生意的圈子。他不是最受挫的那一拨商家，不是娱乐业，也不是餐饮。他身边有个大哥，年前耗资巨款试营业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洗浴中心，没撑到正式开业就倒闭了，亏损近千万；还有好几个开餐饮的朋友，几个月没有开过单，食材全部放到发霉或变馊，两三百万亏损下，纷纷闭店；他还在都市新闻里看到一则故事：有一个失业的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喝上奶粉，不惜上街抢劫。
他形容自己只是一片巨大无边的沙漠里的一颗沙子。而在这个危机下，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都会让情况再恶劣百倍。
混乱和亏损之中，家庭乱战四起，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争吵。妻子埋怨文伟装修店铺的决策，还要求更多的钱贴补娘家。文伟埋怨妻子过年时过于阔绰地花钱，提出想要变卖金饰来度过危机。一开始两人的争吵总是跟钱相关，到后来，是价值观和鸡毛蒜皮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两人甚至为了开会的一次迟到而争得面红耳赤。
“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我也累了。”4月底，文伟离婚了，成了“疫情离婚潮”中的一员。妻子提出离婚时，两人正相对无言地吃饭。他没有吃惊，只是握筷子的手抖了一下。他没有苦心挽留，感到有心无力。在饭桌上，他点了点头，说，好。他想，这样一个不快乐的家庭，解放她，也放过自己。
他们决定好聚好散。财产分割上，文伟只给自己留下了一辆车和公司，其他都给了妻子，包括3套房子、孩子的抚养权，他们没有争，女儿跟谁都行。表面上是一场和平分手，但文伟为此喝了好多顿酒，才签下离婚协议书。
“从孩子角度来考虑，不会有比原生家庭更好的组合。”他伤透了心，决定不会再婚。离婚一事，家里人没有插手和劝合。不过一家人都有共识，暂且瞒着女儿。前妻还如常地住在家中，文伟则在自己的店里辟出了一个睡觉的空间。
5月，文伟重情义的性格，让他在这场危机里又陷入一个新的深坑。一个朋友经他好心介绍，接下了一个面铺，干了10天，没赚到钱说要退出。周旋争执了许久，文伟作为介绍人，觉得不好意思，便将这个烫手山芋接了过来。做生意这么久，约谈价格这件事他总是很不擅长。不知是否因为做了10年工人的缘故，赚别人的钱对他来说，隐隐约约有一种亏心感。这一次，面铺谈价格时，他不光填了朋友投进去的所有钱，还一口答应了别人年前租金的价格。
面铺接过来这么久，对他来说，只是账面上每个月又多开支了的3万块钱。在一些黑暗的时刻，他会萌生一种逃避的心态，期待这个店可以让他从生意圈子中跳脱出来，不用再周旋社交，只需要做简单的饮食。
市场一直到夏季还没有明显的回春迹象，生意圈的人纷纷意识到这是一场余波还将持续很久的危机。到了7月，文伟保守估计自己已经损失两三百万，但更多的损失还无法确定。他变得更加心灰意冷：“我更确信了一件事，我其实不适合做生意。”
对万千中小型个体商人来说，这是一场走钢丝的战争，走不走结局有可能是一样的，但往前走才有可能闯关成功。大部分人愿意这样相信，文伟是其中一个。在他们生意圈子有一个说法：人一旦倒下去了，就很难再翻身了。
他需要二三百万来渡过危机。存款很快用完了，因为名下没有房产，他很难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他只好去拆借，借高利贷，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
大多数身边人的状态几乎跟他一样，没有余钱，还要向外借款。3万、5万、50万，聚沙成塔，最高的一份利息，一个月10万块钱要还4千元。窟窿随时间的拉长越滚越大，简直像一个要一口吞了他的黑洞。
文伟庆幸自己过去待人宽厚，借到了将近300万，资金注入，公司勉强转了起来。
在等待市场回暖的时候，除了喝酒和独自去公园散步，文伟没有太好的释放压抑的办法。他觉得身边无人可以诉说，有时候在看网媒新闻时，他会点开评论给留言精彩的人发去私信——跟陌生人闲聊几句生活上有的没的，是他另一个几乎等同于抠手的解压办法。他不善言辞，长相也不出众，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没法遇到太多的理解和关注。
有一天，他刷手机，刷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座上痛哭的视频——男人的生意欠债上千万，妹夫将自己的房子卖了，给他转了160万。4分多钟的视频，男人哭得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文伟的眼睛看红了，他点开评论窗口，写了一句：“加油，大家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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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稍微平缓后，听说建材博览会在广州如期举行，文伟早早就订了机票。
文伟每次到广州，他第一怀念的是吃。每趟回来，他一定会去吃一份炒粉和叉烧饭，或者肠粉，那是当年在这里打工时的美味。第二怀念的，是那时候一起熬过来的工友们，不过他们大多已经联系不上了，广东就这样变得熟悉又陌生。
这一次，他是抱着绝望中能裂出一个缝隙的期待来观展的。但他失望了，除了展览本身的种类数量和投入规模比以往要缩小好几倍外，在一系列如直播等新趋势的密集呈现下，他还看见了一种专为疫情研发出来的、足不出户也可完成家居定制的新技术。
作为传统的供销商，他看到了自己迟早被挤压、被淘汰的命运。本来，他这次主要想来找一套新的五金件和灯具的供销商，结果一没有看见格外喜欢的样式，二是小厂的货也压不下去价格。参展商的生意都不比往年好，失意和疲惫的观展商们，席地在厕所门外坐成了长长的一条休息队列。匆匆忙忙的人流中，还有一些显然是外行的人，他们也来凑热闹找商机了。
“今年大家的钱都花得非常慎重，走马观花来观展的人是绝大多数。”文伟观察道，“看一圈下来，人变得更绝望了。”
绕完全场几圈，文伟就决定离开了。在下楼梯时，他看见二楼边沿坐着一排男人，彼此间一句话也没有，其中一个男人，正在喝绿色的罐装啤酒。
聊到这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泛紫了，出场的人越来越多，老板娘的店铺开始挤满了人。
一刻钟后，文伟的两个员工走进店铺来。他们买了3瓶冰水，两个员工的衣服被汗濡湿得紧贴背部，都结晶出盐点来了。在店铺门口，3人皱着眉头在讨论事情，讨论了将近20分钟，两个员工步伐疲惫地离开了。文伟又进来买了包烟，脸色青白，但很平静。
我问他：“又怎么了？”
他平淡地复述了刚刚员工们告诉他的消息：一个供货的厂家法人变更了，现在所有的货扣在原来的仓库里出不来，占营业额一半的线上店铺已经因故停运了。受此影响，有40万的流动资金用不了。他点着一根烟，一脸平淡，自言自语道：“你看，问题又来了。”
他挥手向我告别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不由得心想，不知道下一个广交会还会不会再遇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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