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倡导“仁政”，却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气人的是后面还加了一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子劳心，就应该治人；小人劳力，就得治于人；被统治的劳力者，活该被人压榨；统治者劳心，吃你没商量。真可谓“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这样一来，不就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了吗，还谈何“仁政”呢？
为什么劳心者非得要治人，而劳力者就得治于人？劳动人民为何会如此艰难，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却过得那么逍遥？我们看看“劳心，劳力”分工学说是如何被孟子篡改为“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专制统治思想，便得其解。
战国“神农之言者”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他认为“君民并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上至君王、下至臣民，皆应劳作而自食其力，不应利用“仓廪府库”来“厉民以自养”。如果统治者“淫心舍力”，转而盘剥百姓，不劳而食，其结果就是《敬姜论劳逸》中季氏之妇所言：为官不懂“与民同劳动”的道理，国其亡乎?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便是“按劳分配”原则，“劳”是“分配”的条件，“分配”是劳的结果，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如若“不劳而获”成为正当理由，甚至成为荣耀，加之端“铁饭碗”吃“皇粮”的人过度繁殖扩张，冗官冗员居位食禄而浮于事（自古滥官，何以不绝？），导致社会不公加剧，自食其力越发逼仄，劳动人民感到生活越来越悲怜，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却过得那么逍遥。勤劳者反而使别人致富，劳动不再光荣，好逸恶劳孳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这样一来，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欺诈诓骗、营营苟苟，充斥社会角落，无一净土，亡不久矣！
所以，左丘明就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是谓：无论君王臣民，不分高低贵贱，三教九流，都得劳动，自食其力。仲尼听之，亦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然而，到了孟子这里，却对左氏“淫心舍力说”及师傅的“不淫矣”作了发挥，用以讨伐许行的“君民并耕”“自食其力”。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子劳心，就应该治人；小人劳力，就得治于人。被统治的劳力者，活该被人压榨；统治者劳心，吃你没商量。这下可好，统治阶级有了为自己“淫心舍力”“不劳而食”的辩护依据，那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你是劳动人民，是“小人”，就应该去劳作；我是统治者，是“君子”，就应该食于你。劳动高低贵贱之分如同儒法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名分已定，贫盗不取”。于是，两千多年来，专制统治者便拿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公式化”论断思想，极力压榨盘剥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而毫无愧疚。
有人说孟子是对许行“君民并耕”“自食其力”的拨乱反正，正确无误的指出了人类发展的方向，那就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还有人说这是“仁政”思想的精髓，毕竟这位亚圣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个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的人，怎么可能为统治者站台呢？亚圣这次真的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吗？我们从“治人”“治于人”的理论中看到的却是“统治者、被统治者”“食人、食于人”的压迫与剥削。这不正是儒家为王权专制主义政治打造的理想范式吗——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足可证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公式”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却讲不通这个理，因为“劳心者治劳力者”反映出的是生产力由“劳心”的统治阶级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这个生产关系就是领主或地主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因为作为“劳心者”的统治阶级牢牢掌控了生产资料。
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是“复活了的奴隶制”，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更为可怕的是托洛斯基所说的“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中，反抗便意味着会慢慢被饿死。‘不劳者不得食’这一古老的法则已经被一条新的的法则所代替，那就是‘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一来，生产食物的广大劳力者反而不得食，变得越来越贫穷，而那些“治人”的劳心者，却变得越来越富裕，最终形成垄断，小可集团垄断，大到国家垄断，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坚不可摧，“劳力者”只得传承，“劳心者”成为世袭。孟子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对许行农家竭力讨伐，甚至带上了人身攻击，贬斥许行为“南蛮鴂舌之人，作先王之道”。
其实，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提倡按劳分配，“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他提倡“君民并耕”，批评“厉民以自养”的君主剥削制度。商鞅的师傅尸子评价“神农氏并耕而王，以劝农也”。许行还提出“市贾不二”“莫之或欺”，批判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和交换中的欺诈行为。遗憾的是，许行的“公平正义社会”思想被孟子及封建专制统治给摧毁，只留下一句冰冷无情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给真正的劳动人民戴上了永固的枷锁。孔子的初衷是“政者，正也”，“泛爱众”才是“仁”的根本；孟子虽讲“仁政”，却对“教民”“训民”更感兴趣；而后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神化皇权”，彻底将儒家变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帮凶。
与孟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有着许行类似的理想社会思想，他认为，政治的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政治活动是一种向善的追求，引导人们过上优良的生活，引导人和社会走上正道。
何必非得要“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把社会搞得穷凶极恶的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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