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生育率下降有其局部环境的原因，那么这就无法解释全球富裕国家普遍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从归因上来说，这背后似乎存在超越文化的原因。
以欧洲和美国婴儿潮世代来说，他们的诞生建立在经济迅速腾飞、娱乐消费升级、文化蒸蒸日上、教育普及、福利制度日渐完善的时代背景下，用乐观积极，充满信心来形容那一代人的父母，并不过分。
然而，时过境迁，放眼全球，当代年轻人正处在一个动荡加剧的时代，焦虑和抑郁反而成为了常态——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了唯一的确定。这使得很多人在对生育孩子的问题上，持十分谨慎悲观的态度。
所谓的生育危机已广为人知：近20年来，美国的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他富裕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在那些提出扭转这一趋势的解决方案中，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政府向父母提供更多经济支持，生育率就会再次上升。
但，如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呢？
1960年，美国女性平均生育3.6个孩子，而到了2023年，总生育率（女性一生中预期生育的平均孩子数）降至1.62[1]，创历史新低，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人口替代率是为使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在人口上出生与死亡达到某种相对的平衡而产生的一个比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小孩的个数，去扭转失调或保持平衡状态。编者注）。与此同时，无子女率正在上升：2018年，超过⅐的40至44岁女性没有亲生子女，而1976年这一比例仅为⅒。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新报告显示[2]，2018年至2023年间，5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中表示他们不太可能生孩子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47%。在美国主流话语中，这些趋势的解释往往集中在经济压力上：人们因为高昂的育儿成本、缺乏育儿假期，以及母亲面临的工资处罚而决定不生孩子。一些政策制定者（以及关心此问题的公民）建议，昂贵的政府干预措施或许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
然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数据——包括那些拥有慷慨家庭政策国家的数据，却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如今，除以色列外，所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替代水平，而且在过去10年中，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了人口学家的预期。2022年，欧盟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1.46[3]；2023年，韩国的生育率为0.72，为世界最低[4]。
韩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财政补贴政策，来提振该国长期以来的低出生率。
韩国在过去16年里，花费了超过2000亿美元用于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包括为父母提供月津贴、扩大育儿假和补贴产前护理——但在此期间，韩国的总生育率下降了25%。法国在家庭支出中所占GDP的比例高于任何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但去年法国的出生人数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使是拥有长期福利体系、托儿保障和延长育儿假政策的北欧国家，也在经历急剧的生育率下降。
政策转变让父母的生活更轻松、花费更少，这本身值得鼓励。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改善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国家的低生育率。这表明，人们不生孩子还有另一个未被深入讨论的原因——我相信，这个原因与政策关系不大，而与人类深层次、但无法量化的需求息息相关。
这个需求就是意义感。
在试图解开生育谜题时，思想家们曾提到人们对财务、气候变化、政治不稳定甚至潜在战争的担忧。但是，在仔细聆听人们的故事时，我察觉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不确定性——关于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似乎对自己的人生，以及人类整体的走向都不完全确定，更不用说为什么要孩子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缺乏明确意义感的情况下，生孩子所带给他们的挑战或许超出了政府提供的任何补贴。
日本的总生育率已连续八年下降，这一数据对该国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2023年，日本女性一生预计生育的子女数下降至1.20个。在东京，这一数字甚至更低，仅为0.99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上世纪60年代的家庭经济学研究中提出过一个理论，即家庭决策（包括生育选择）可以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更具体地说，孩子可以类比为房屋或汽车等商品；父母拥有的孩子数量与他们能够负担的时间和金钱有关。
按照这种逻辑，降低商品价格（通过补贴、重返职场保障和其他财务诱因来扩大家庭预算）应该足以促使父母生育更多孩子。
各国政府在推出鼓励生育政策时普遍遵循了这一假设。但最近有两本新书探讨了人们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它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视角与此前截然不同，表明贝克尔的理论是有缺陷的。
在《汉娜的孩子：默默抗拒生育不足的女性》（Hannah’s Children: The Women Quietly Defying the Birth Dearth）一书中，经济学家、身为八个孩子的天主教信徒母亲凯瑟琳·露丝·帕卡卢克（Catherine Ruth Pakaluk）采访了来自美国各地的55名有五个或五个以上孩子的女性——她的研究是一项定性研究，研究对象是那些乐于摆脱低生育率标准的美国人。作者和她那些不寻常的受访者（只有大约5%的美国母亲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孩子）之间有着深刻的共识：孩子是无可挑剔的财富，养育孩子是一项充满积极意义的活动。
然后是那些不那么确定的人。
在《孩子有什么用？关于矛盾与选择》（What Are Children For? On Ambivalence and Choice）一书中，学者兼《观点》（The Point）杂志编辑阿纳斯塔西娅·伯格（Anastasia Berg）和同一杂志的编辑雷切尔·怀斯曼（Rachel Wiseman）通过文学、哲学和反出生主义文本，探讨了孩子是否值得生的问题。这个决定被描述为“令人麻痹”和“引发焦虑”，需要小心应对（尽管作者们最终找到了个人的清晰答案）。
但他们的书在一个方面惊人地呼应了帕卡卢克的观点：两部作品都认为，当前鼓励人们生孩子的政策缺少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经济学可能很有吸引力，可以缓解人们对生孩子的矛盾心理，但它充其量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伯格和怀斯曼写道。帕卡卢克观察到，“现金奖励和减税不会说服人们放弃他们现有的生活。人们会为了上帝、为了家庭、为了未来的孩子而这样做。”换句话说，无论多少金钱或社会支持，都无法激励人们生孩子——除非有某种更深层次的确信，让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从许多方面看，这种确信已经变得不可捉摸。
事实上，伯格和怀斯曼着重探讨了其反面：对生育的焦虑——担心生孩子是否是件好事，或者这是否是一种强加的选择，这个决定可能会剥夺一个人的个人成就，甚至从长远来看，会让世界变得更糟——例如，导致气候变化、人口过剩或性别规范倒退。她们写道：“成为父母可能看起来不像是一种积极转变，而更像是跳下了悬崖。”
作者谈到了年轻人推迟或放弃生孩子的常见原因——经济焦虑、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担心生孩子与事业不兼容——但他们将这些描述为“外在因素”，而不是核心问题。她们的一位受访者指出，如果钱不是问题，她对生孩子这个话题“至少是中立的态度”，但和积极态度还有段距离。
相反，更深层次的担忧浮现出来，指向近几代人失去了稳定的自信，或者缺乏一个可能帮助引导人们走向“美好”生活的总体框架（宗教或其他）。“无论旧框架是什么，似乎都不再适用，”伯格和怀斯曼写道，“而新框架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
帕卡卢克书中母亲们对生育的态度远没有那么模棱两可。正如一位母亲告诉她的那样，“我只需要相信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她的受访者信奉天意，而她们的宗教信仰往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母亲相信，即使没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她们的孩子也能茁壮成长，家庭成员可以互相帮助，经济和其他压力可以自行解决。
尽管存在明显的担忧——受访者表达了对保持身体健康、职业地位和身份的担忧——但这些担忧并不是决定性的。六个孩子的母亲安（Ann）告诉帕卡卢克，她并不觉得“有义务”拥有一个大家庭，但她认为“比起旅行和事业，多生孩子更是一种祝福……或者说是一种更大的善。”
这看似一个简单的主张，却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人们要生孩子，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直觉。伯格和怀斯曼提出：“不仅是善的可能性，更是善的现实性，推动了我们最深切的愿望，确保人类的未来。”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即使那些对生育充满信心的人，有时也会受到质疑的时代。在某些圈子里，宣称为人父母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经历甚至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要断言自己生活的美好，就有冒着被认为是特权阶层或无可救药的天真的风险。”作者写道。
 
 
 
 
 
 
 
 
与此相对的是汉娜的态度，这位有七个孩子的母亲告诉帕卡卢克，每个新生孩子“都为家庭和世界带来了好处”。她和其他母亲展示了当意义被深深内化时会发生什么：通常会有更多的孩子——而且据这些女性所说，孩子们也带来了快乐。
当然，快乐是任何政策都难以承诺的事情。政府机构依靠统计数据——收入、年龄、“生产力”——来为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并倾向于忽视无法量化的因素。诸如目标感、归属感和爱的无形激励，似乎并不总是理性可以囊括的。
正如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在1968年被暗杀前不到三个月在堪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
“国民生产总值无法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玩耍的乐趣……它既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学识与同情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简而言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有价值的东西。”
肯尼迪本质上是在敦促美国人追求意义，并表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有勇气与绝望作斗争。但“意义”并不是政府能够轻易提供的东西；它往往源于在面对不良危机（战争、流行病）时团结一致，或源于许多人不再认同的广泛执行的规范（宗教、文化）。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能够逆低出生率趋势而行：宗教教义“生养众多”[be fruitful and multiply]是该国文化中公认的一部分，生育被视为对集体目标的贡献。）
从政治上看，指向那些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抽象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往往还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出生率下降是由于意义的丧失所致，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任何基于政府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生育率下降。
那些在考虑是否要生孩子的人们，似乎在寻求一种确定性，即，生命是美好的，因此生命越多越好，而如果需要帮助时，帮助就会到来。政府决策可以帮助解决最后一部分。而前两种保障——很可能只能从其他层面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