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忧心忡忡的领导人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公布了刺激方案，罕见地发放现金补贴，召开出人意料的会议来促进增长，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决定来整顿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而他们在上周完成了上述所有这些事情。
不太清楚的是，经济放缓对中国普通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期望和沮丧往往受到严格审查。
但两项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观察。第一个是对中国人对经济态度的调查，发现人们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悲观和幻灭。第二个是实体和网上抗议活动的记录，表明由经济不满引发的事件有所增加。
尽管并非完整，但这些描述让我们难得一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国人对未来的感受。
除了房地产危机之外，沉重的公共债务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也打击了储蓄和支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年可能无法实现5%的增长目标。
这对中共来说是发人深省的。爆炸性的增长使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强国，稳定的繁荣是一个永不放松大棒的专制政权所提供的胡萝卜。
从看涨到黯淡随着新冠大流行结束，经济放缓出现，部分原因是三年来的封锁扼杀了经济活动。
哈佛大学美国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的研究表明，疫情前后几年的对比非常明显。
他们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2004年和2009年，以及他执政期间的2014年和2023年进行了调查。样本规模从3000到7500不等。
2004年，近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过去五年中有所改善，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未来五年感到乐观。
在2009年和2014年，这一数字大幅上升，分别有72.4%和76.5%的人表示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68.8%和73%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在2023年，只有38.8%的人认为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不到一半（约47%）的人相信未来五年情况会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上升，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20岁至60岁的全国代表性样本。在专制的中国，获得范围广泛的意见是一项挑战。
受访者来自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但西藏部分地区和新疆被排除在外。怀特表示，这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政治敏感性而产生的额外成本”。这些位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北京的统治下长期受到令人汗毛直立的严格控制。
研究人员表示，那些不愿意说出自己想法的人没有参与调查。那些确实分享了自己观点的人被告知这是出于学术目的的调查，并且会保密。
他们的焦虑反映在许多中国年轻人做出的选择中。随着失业率上升，数百万大学毕业生被迫接受低薪工作，而其他人则采取“躺平”的态度，抵制无情的工作。还有一些人选择当“全职儿女”，因为找不到工作或因精疲力竭而回到父母身边。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铁腕管理措施在浇灭人们的乐观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提醒每个人国家是多么专制。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监管，”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说。
他补充说，许多人感到沮丧，随后的减薪“加剧了信心危机”。
38岁的莫西（音）就是其中之一。他辞去了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搬到了中国西南位于湖滨的城市大理，这个地方现在很受那些想要从高压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年轻人的欢迎。
“当我还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时，我甚至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思考我的生活会走向何方，”他告诉BBC， “没有乐观或悲观的余地。只有工作。”
“吃苦”有回报吗？中国人现在不这样看了然而，调查显示，工作似乎不再预示着光明的未来。
2004年、2009年和2014年，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努力总会有回报”。持不同意见的人徘徊在15%左右。
到了2023年，人们的情绪发生了转变。只有28.3%的人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得到回报，而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这种分歧在年收入低于5万元人民币（6989 美元；5442 英镑）的低收入家庭中最为强烈。
中国人经常被告知，花时间学习和攻读学位将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部分原因是，这种期望是由一段动荡的历史塑造而成，人们在战争和饥荒的痛苦中咬紧牙关，艰难前行。
中国领导人也在宣扬这种职业道德。例如，习近平的“中国梦”与“美国梦”相呼应，即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将会得到回报。他还鼓励年轻人要“吃苦”。
但到了2023年，该研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尽管习近平标志性的“共同繁荣”政策旨在缩小贫富差距，但批评者称这只会导致对企业的打压。
还有其它不满情绪的迹象，例如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牟利机构“自由之家”旗下“异言网”（CDM）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的抗议活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8%。
该研究将抗议定义为人们以与政权相冲突的方式表达不满或推进自己的利益时的行为——这可能发生在现场或网上。此类事件无论规模多么小，在中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即使是孤独的抗议者也会很快被追踪并拘留。
凯文·斯拉滕（Kevin Slaten）是“异言网”研究报告的四位编辑之一。他表示，至少四分之三的案例是由于经济不满造成的。
自2022年6月开始，该组织迄今为止已记录了近6400起此类事件。
他们看到农村居民和蓝领工人领导的针对征地拆迁和低工资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加，但也注意到中产阶级公民因房地产危机而组织起来。在370多个城市中，物业业主和建筑工人的抗议占案件的44%。
但斯莱滕很快强调，“这并不立即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崩溃。”
尽管如此，他补充说，很难预测如果经济继续恶化，这种异议是否可能会加速。
中共有多担心？中共领导人当然很担心。
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在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后，北京停止发布相关数据。官员们一度创造了“慢就业”一词来形容那些需要花时间找工作的人——他们说，这是一个与失业者不同的类别。
审查机构一直在打压任何对经济困境的微词——网上发声的帖子会被迅速删除，而网红如果在社交媒体直播时炫富会被屏蔽。官方媒体为这些禁令辩护，声称有关举措是创造“文明、健康、和谐”环境的努力的一部分。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上周有报道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因批评习近平对经济管理的言论而被拘留。
斯拉滕表示，共产党试图通过“塑造人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或什么可被视为负面的信息”来控制言论。
“异言网”的研究表明，尽管国家控制程度很高，但不满情绪却引发了抗议活动，这将令北京方面感到担忧。
2022年11月，一场致命火灾导致至少10人死亡，这些人在新冠封锁期间不被允许离开大楼。这场致命火灾导致中国多地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清零”政策。
怀特教授和罗泽尔教授表示，他们并不认为其研究结果显示“民众对不平等的愤怒可能会在社会抗议的火山中爆发”。
但他们写道，经济放缓已经开始“破坏”共产党通过“数十年持续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所建立起来的合法性。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云表示，新冠疫情仍然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北京在疫情期间“严厉且反复无常的应对措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她补充说，这一点在边缘群体中尤其明显，例如陷入“严重歧视”的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和长期被排除在福利覆盖范围之外的农村居民。
在中国备受争议的户口制度下，城市里的农民工不被允许使用公共服务，比如让孩子入读公立学校。
但像莫西这样来自城市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偏远的城镇，因为他们被低廉的租金、美如画的风景和更大的追逐梦想的自由所吸引。
莫西发现大理的生活节奏比较慢。这令他感到欣慰。他在回忆起自己过去作为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时说，“随着经济的繁荣，来找我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量只会增加”。
“中国做得好和中国人做得好之间有很大区别。”
关于研究数据怀特、罗泽尔和阿利斯基的研究基于2004年至2023年间进行的四组学术调查。
2004年、2009年和2014年，他们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RCCC）的同事一起进行了实地调查。受访者年龄从18岁到70岁不等，来自29个省份。西藏和新疆被排除在外。
2023年，位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CHFS）在第二、三、四季度末开展了三轮在线调查。受访者的年龄范围为20至60岁。
所有调查都使用相同的问题。为了使四年间的回答具有可比性，研究人员排除了18-19岁和61-70岁的受访者，并对所有答案进行了重新加权，以使其具有全国代表性。所有调查都存在误差范围。
该研究已被英文汉学杂志《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接受，预计将于2025年发表。
“异言网”的研究人员从各种非政府来源收集了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各地“异议事件”的数据，包括新闻报道、在中国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和民间社会组织。
“异议事件”被定义为一个人或多个人使用公共和非官方手段表达他们不满的情况。每个事件都是高度可见的，并且还受到政府通过身体迫害或审查做出的反应，或面临的风险。
这包括发布病毒式社交媒体帖子、示威、放置抗议横幅和举行罢工等。许多事件很难独立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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